这篇文章，我们从一个孩子的视角交易配资，看一看抗日战争时期，老百姓有多苦。
家住河南济源农村的毕正培，小时候家里非常穷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1938年底，毕正培十岁那年，保长上门了。保长说，你们家孩子多，现在又吃不上饭，送走一个吧。
那个年代，穷人家的孩子饿死、病死，都是很常见的。保长也是好心，说中央赈济委员会在济源办了个“难童教养所”，专门收留战争中的孤儿以及逃难儿童。不用花钱，能识字还有饭吃，趁着还收人，送去吧。
就这么，毕正培离开爹娘，来到了这个教养所。为了躲避日军炮火，教养所的地点选在了太行山腹地的张庄，距离济源县城大约20公里。这里收留了200多名儿童，除了一名女孩外，其他都是男孩。大多数孩子都是十岁左右，最大的十五六岁。
年龄大的孩子，就直接学习缝纫、机织、做鞋、编草帽等技能，大多数年龄小的孩子，都分了班，读书写字。收养所聘请了十多名教职员工，吃喝拉撒加上学习，全方面照顾这些孩子。不过，因为战乱，教养所一直在逃亡迁徙，毕正培也有了很多难以忘怀的经历。
教养所一开始在张庄，这里是深山，四面都是大山，树木郁郁葱葱，山沟里流着泉水。从外界进入张庄，只有一条沿沁河岸的盘山小道，进出都不方便。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这里又安全又好玩，比在外面好多了。
一开始大家都借住村民家中，后来，在所长李德英的带领下，老师和孩子一起动手，搬木料、运沙石，新建18间平房。1940年夏，平房即将全部建好，谁也没想到日军又来了，炮弹打到了张庄，新建的平房全部被炸塌。没有办法，李所长赶紧带着大家逃走，暂时迁到附近的王虎村。
逃亡，其实才刚刚开始。
王虎村的环境也不错，有一座庙和一个祠堂，空着的房屋很多，住宿问题解决了。后来，教养所又陆陆续续收留了一些孩子，最多达到了500人的规模。然而，1941年5月，日军再次来犯，教养所只能四处躲避。
总不能一直这样吧？后来，教养所决定南渡黄河。那时候，黄河渡口已经被日军封锁，而且七八月份又是汛期，水位暴涨，想渡河十分困难。有几位老师家就住在黄河边，他们想办法找了一些水性好的老乡，趁夜渡河。
为了不让日本人发现，就用那种每次只能坐三四个孩子的小木筏，水性好的老乡在水里推着。晚上一片黑暗，靠黄河的咆哮声掩护，一趟一趟地运送学生。学生和老师加起来500多人呢，每天都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渡河，十几天之后，所有人都奇迹般地过了黄河。
过河之前，教养所还有不少家当，比如小马扎、课本，还有其他一些教学设备。但是，过河之前都丢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，难童教养所改名“儿童教养所”，来到了孟津县狮子院村，大家在这里停留了一年时间。
到了1942年夏天，继续逃亡。老师和孩子一起，都背上行李，趁夜步行几十里路，从洛阳坐火车来到了渑池县崇村。为了躲避战乱，只能这么一直跑，现在来到了豫西，毕正培又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场景。
1942年河南大饥荒，豫西地区本来就很穷，现在更像人间地狱。一路上，孩子们亲眼所见，蝗虫成灾，飞起来就像一大片黑云，遮天蔽日。因为庄稼颗粒无收，老百姓把所有能吃的都吃光了。树叶子早就没了，树皮也都被剥光了，很多村庄空无一人……
教养所一直靠中央赈济委员会拨款，经费本来就很少，又常常不能按时给，孩子们饿得嗷嗷叫。好不容易拿到经费，又发现物价飞涨，还经常买不到粮食。那时候太饿了，老师就带着孩子们到河沟、山坡找野菜，找不到野菜就找树叶子，回来掺在粮食里吃。但是，有几次吃到了有毒的野菜，有三位老师和部分孩子都病死了。
毕正培回忆，他们其实已经非常幸运了。
最起码，他们还有老师照顾着，还有经费能买一些粮食，还不至于活活饿死。但教养所外的场景，真的犹如人间地狱。
老师有几次派毕正培进城取邮件，一路上他看到一列列的火车，上面全是逃荒的难民。有一次毕正培路过车站旁的一个小饭馆，看到很多人围成一圈，里面吵吵嚷嚷的声音，他也钻进去看热闹了。
饭馆老板抓着一个小女孩，说这孩子吃东西不给钱，不能走。小女孩十五六岁的样子，留着小辫子，穿着红色上衣，一直站在那里哭。一个看热闹的男子于心不忍，就对饭馆老板说：“让她走吧，饭钱我付！”女孩听到这话，立刻跪在了男子的面前，哀求说：“您带我走吧，我给您做小，救我一命吧！”男子摇了摇头，说自己也是养着一家子人，家里也撑不下去……
还有一次，毕正培从邮局取完邮件出来，看到旁边有个小饭馆，门口的炉灶蒸着包子。包子刚刚蒸好，老板掀起锅盖的一瞬间，忽然冲过来四五个衣衫褴褛、瘦骨嶙峋的孩子，他们抢了包子就跑，手都烫坏了。饭馆老板也没有追他们，只是摇头叹息说：“饿坏了。”
还有一次，毕正培坐平板车进城，车上还有一些逃荒的难民。到了车站附近时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，把自己大约三岁的孩子抱下车，含着眼泪给了孩子一个木碗，然后把孩子推到站台上，让他自己去讨饭。
之后，这个中年妇女又上了平板车，流着眼泪看着孩子。孩子就站在那里，回头看着自己的妈妈，大声哭着。这时，平板车继续往前走了，中年妇女哭着喊道：“有好心的人家把孩子收养了吧！”她抛弃了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跟着自己，早晚会饿死。把孩子放在站台上，还有一线希望活下来……
那时候河南大饥荒，悲惨的事情太多了。没过多久，毕正培竟然见到了自己的父母。原来，家乡也遭了灾，村里人要么饿死，要么逃荒，都走了。父母带着毕正培的小弟弟一起，也是一路逃过来的，走到这里打听到了教养所，就想着把小儿子也留在这里吧。
教养所只收养小孩，父母辞别了兄弟俩，继续逃荒去了。
1943年春天，教养所又要继续逃亡。
老师带着孩子们，背着行李一路来到灵宝，准备坐火车离开。那时候潼关黄河北岸有日本人的炮楼，经常炮击火车。所以，那时候都是坐闷罐车，趁着晚上快速闯过去。为了防止被攻击，火车不开灯，连车里的人都不让说话，大家都悬着一颗心，硬闯“鬼门关”。
结果，火车走到半路还是被攻击了，日军又是炮击又是机枪扫射，也是运气好，教养所的师生无一伤亡，大家顺利到达了陕西岐山县高店镇。这里位于秦岭北侧的太白山下，安全多了。因为难民比较多，学生就住进了镇上的三座庙里。从此之后，才算是基本安定下来。
至于儿童教养所的生活，毕正培回忆，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。赈济委员会的拨款十分有限，根本无法维持这么多人的基本生活。孩子们都有自己做的小被子，一开始夏天一套单衣，冬天一套棉衣，都是生产处自己做的。后来孩子多了，没有那么多布，就不发新衣服了。脚上穿的鞋子，除了少数孤儿能领到新的，大多数孩子只能自己用布条编织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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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达陕西之前，粮食都是一位老师去买。每到星期日，他就带着孩子们到十多里外的集市买粮食（主要是小米）。回来之后，配上野菜或者树叶一起吃。因为粮食很紧张，每天只能吃两顿饭，有时候可以配上南瓜、白菜、萝卜。
长期逃亡，又经常挨饿，孩子们都是营养不良，毕正培十五六岁的时候，身高还不到一米六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大多数孩子活了下来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教养所是军事化管理，作息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，吃饭、学习、休息，都是有规矩的。除了读书识字，后来还训练军棍、绳索，以及野外架桥梁、搭建瞭望塔、防空以及救护伤员等军事技能。
没有专门的教室，天气不好都在各自的宿舍里上课，天气好的话，就在外面的大树下上课。那时候条件差，但所有人都认真学习，大家都知道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机会。
至于学习的内容，一开始是没有教材的，都是用油印机印出来的抗日救国的教材。让毕正培印象深刻的，就是《抗日弟子规》，开头部分是：“弟子规，抗日训，全中国，都遵信。七月七，轰北平，卢沟桥，动大兵。夺北平，抢天津，举国愤，世界惊……”（注：毕正培记忆有误，第一句后面应该是“父兄们，教后生，子弟辈，共所宗。救国家，务当先，国能保，家方安。望同胞，齐抗争，我民族，乃复兴……”）
教养所所长李德英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从1939年到1945年，他带领教职员工，领着这么多孩子四处逃亡，死里逃生，真的很不容易。
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，无数老百姓都在死亡边缘挣扎。但是，中国人没有屈服，就像教养所里的这些孩子，他们努力活下来，有些掌握了各种技能，进入社会谋生交易配资，有些则考入中学继续学习……经历苦难才会珍惜生活，经历苦难才会百折不挠，中国人不怕苦难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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